近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《规划》指出，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，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；并且提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，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。
当前提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正当其时。《规划》本身就指出了原因所在：数字化是构筑国家优势的有力支撑。而当前的国家竞争力已经到了需要新动能注入的关键时刻。
发展瓶颈显现，为数字中国注入新动能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已经建立全面的产业体系，GDP连续保持高速增长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国家竞争力显著提升。然而，也应当注意到几乎所有强大经济体都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。
一方面，仅依靠扩大规模、降低成本，难以获得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。因为领先经济体在某些领域已经遇到市场规模的“天花板”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和很多发达经济体一样，也遇到劳动力缩减问题，且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。传统的依赖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力乃至竞争力的方式难以实现，必须通过提升生产效率的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。
而当前，数字化能力正是在不扩大人力投入的情况下，提高全社会生产和运行效率的新生产要素。正如铁器促进了农业生产，蒸汽机提高了生产力，电力能源催生了现代工业和流水线生产。美国未来学家勒托夫在《第三次浪潮》中提出信息化概念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中国现在追求现代化路线、重视信息科技的发展，与书中提及的信息化是高度契合的，而数字化则可以看作信息化的全面升级。
日本提出的“社会5.0”国家战略阐述了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区别。“社会4.0”是全面信息化的社会，也是全面云化的社会，人能够非常容易地从网络空间获取信息、服务，机器也能实现事先规划的自动化。“社会5.0”则是在全面云化的基础上实现全面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撑。在这个愿景里，物联网连接所有的人和物，从而产生多样化的信息和知识，为社会的运转赋能。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大量信息，减少繁琐工作，解放一定的劳动力，让更多人进入人工智能力所不逮的领域。比如需要一定情感交流的服务业、需要高级创意的设计工作，以及处理复杂关系的管理岗位等。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之下，机器能够更好地协助人类处理事务，很多残疾、高龄人士的生活和工作能力因此获得较大提升。
生产要素决定竞争力。迈克·波特在1990年发表的《国家竞争优势》中提出，可以助力本国企业强化国内竞争优势的因素包括“生产要素”“需求状况”“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的表现”，以及“企业的策略、结构和竞争对手”。在数字化时代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从国际贸易竞争的视角来看，在数字化时代，土地、资本、劳动力依靠数字技术加持后转化为财富，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。数字化能力是所有生产要素的催化剂，在相同的土地面积、劳动力人口和资本数额之下，经数字化后生产效率将会倍增，那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会相应提升。
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和高价值产业升级也是一种应对之策，是发达经济体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全球化布局的方法，但不适用于我国。一方面，我国仍有大量地区处于不发达水平，期待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引入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，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阶段。另一方面，初级加工制造产业也是一个国家完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一旦缺失，会出现产业“空心化”。比如英国造船工业对其航母制造的支撑已经出现勉强维持的窘境。我国是当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所有工业体系完整的国家之一，这一点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保证。
GDP已难衡量国民生活水平，数字化成重要考量因素
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看，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正当其时；从人民生活满意程度来看，建设数字化社会也势在必行。
《数字资本主义》一书中提出，“世界已经进入‘数字资本主义’时代，与之对应的‘商业资本主义’‘工业资本主义’时代已经过去”。“数字资本主义”时代的特征就是要利用数字化能力提升人民的幸福感，而不是依靠GDP的增长。
野村综合研究所观察到，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存在一个现象：GDP的增长已经长期停滞阶段，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。在一项针对日本人生活质量变化的万人大调查中，以2010年为分界线，回答2010年后生活水平达到“上”和“中上”的受访者明显增加，但日本的薪酬水平在此期间却是有所降低的。调查数据显示，“通过网络可以更加便捷地消费”是上述受访者给出的原因。由此可见，仅以GDP和收入来衡量生活水平和满意度，已经不合时宜。
为何出现此种变化?在经济学中，有“消费者剩余”和“生产者剩余”两个概念,“消费者剩余+生产者剩余=总剩余”。“总剩余”对应商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，“消费者剩余”对应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高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额，“生产者剩余”对应企业的利润。“消费者剩余”无法用GDP衡量，但决定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实际感受。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，催生了大量免费和低价的服务和商品。在此之前，这些服务和商品需要以高价获得。
比如：共享经济下的共享单车。消费者不需要拥有商品的物权。由于不需要承担物品的成本，“消费者剩余”被大化。再如：云服务和SaaS等，将固定成本转化为可变成本，降低生产总成本。
工业化时代的创新，主要通过生产工艺创新提高生产效率，进行大批量生产从而降低边际成本。数字化创新则颠覆性地将边际成本降低到趋近于零，与传统创新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这也是上文提出数字化能力是所有生产要素催化剂的原因。在工业时代，GDP就是生产规模的表现，因此生产效率和国民富裕程度、人民生活水平都可以由此衡量。数字时代之下，“消费者剩余”开始主导生活水平感受之时，GDP和生活水平的关联已经弱化。
伴随数字化进程加速，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。人与人的关系、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、国家与国家的关系，都会有所变化。ChatGPT的横空出世在人工智能领域受到了极大关注。马斯克公布的人形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方面的突破让人印象深刻。
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、人工智能的应用等一系列迹象表明，一个全新的社会阶段已经近在眼前。在风暴的前夜，能否占据领先位置，事关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发展，的确刻不容缓。（作者为野村综研数字化能力中心总监）
热门专题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