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通信业的政策正密集变革,一个“转型期”即将到来。

就在2013年第四季度,从宽带中国和信息消费两大战略加速推进,通信实名制实施,4G发牌,移动转售业务落定,携号转网试点扩大到网间结算政策调整……整个通信行业的政策与产业趋势的变革都在加速。

但对中国移动来说,其中很多政策调整,却如同一根逐渐收紧的绞索,勒得这家中国大的电信运营商越来越喘不过气。

尽管自2010年于天津、海南两地进行的携号转网试验并不能算成功,工信部还是决定尽快将试验扩大至江西、云南、湖北三省。从长久看,这将对中 国移动依托手机号段资源建立的“全球通”、“神州行”、“动感地带”等品牌价值形成直接挑战,同时会导致其2G用户转向其他运营商3G网络。

与此同时,和OTT业务之间的竞争,已经成为所有运营商面临的压力,中国移动作为手机用户最多的运营商,面临的压力也大。2012财年,中国移动净利增长仅为2.9%.

有报道称,正在酝酿的网间结算调整,将使中国移动损失其年度总利润的一成,而这也有可能导致中国移动盈利增长率首次转向负数。

新的“移动网间结算”资费政策,会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?

网间结算政策谋变

工信部正酝酿出台新的网间结算政策,改变多年来的对等结算策略,而改用不对称结算策略,有人指责这是“杀富济贫”

10月3日,因身处国庆长假而略显平静的香港股市,突然波澜涌现。当日,中国联通股价暴涨8.4%,甚至一度超过10%,中国电信也大涨7.6%,同为国企红筹股的中国移动却一改此前稳中有升的势头,逆市下跌了0.7%.

而在10月8日,中国联通A股上市公司也在国庆后的第一个交易日,以涨停收盘。

引发这连番资本市场震荡的,是一个最新的消息:工业和信息化部(以下简称“工信部”)将酝酿调整三大电信运营商的业务牌照,以及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网间结算收费,从而导致三大运营商利润格局变化。

10月4日,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均发布公告称,没有接到有关部门的相关通知。

不过,据《财经国家周刊》了解,政策调整已酝酿多时,中国移动距离最坏结局只有咫尺之遥。

调整网间结算

业内普遍的看法是,如果行业主管部门按计划下调“移动网间结算”费用,将对中国移动形成极为沉重的打击。因为此举将改变多年来的对等结算策略,而改用国际上已不太认可的不对称结算策略。

据《财经国家周刊》了解,2013年7月下旬,工信部电信管理局几乎同步展开该局的两项年度重头工作:“网间结算”调研和“号码携带”调研。

知情人士透露,9月18日,经过工信部相关部门近两个月的多番调研,一份内部研究报告已经完成。

该报告的主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:第一,建议将此前的移动网间结算,从对等结算改为不对称结算;第二,建议允许中国移动进入有线宽带市场。

这意味着,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《互联网交换中心网间结算办法》(信部电[2007]557号),和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关于公用电信网网间结算调整问题的通知》,都有可能随之进行调整。

而这其中,最重要的调整建议,便是建议对移动网间结算,实施不对称网间结算。

具体调整建议是,中国移动手机用户拨打(专业术语为“主叫”)至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手机用户,中国移动需要向后者支付0.06元/分钟的结算费用;而自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手机用户拨打中国移动手机用户,两家向中国移动支付的结算费用则有所优惠,最低可能为0.03元/分钟。

初步估计,如网间结算费用降至0.03元/分钟,则中国移动2014年由此产生的净利润损失,可能高达130亿元人民币,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将分食这130亿元净利润。

2012财年,中国移动的净利润1293亿元人民币,中国电信净利润149亿元人民币,中国联通净利润71亿元人民币。

这意味着,这一个调整将导致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上市公司的利润大幅上涨,受益大的中国联通或将超过50%,而中国移动上市公司利润则将下降近10%.

势在必过的听证会?

知情人士向《财经国家周刊》透露,10月8日,电信管理局已经组织专家召开讨论会,讨论是否实施新的网间结算方案,以及结算资费如何确定。

该人士透露,在此前的报告基础上,结算费用调整建议改为三个待选方案,分别为:0.06元/分钟对0.03元/分钟、0.06元/分钟对0.04元/分钟、0.05元/分钟对0.03元/分钟。

该人士透露,按照会议安排,共有包括官员、专家与企业代表共10人参与,讨论是否调整移动网间结算政策为不对称结算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在截稿前,并未获悉会议最终结果。

“但现有的人员组成,表明这个对中国移动极为不利的调整方案,获得通过支持几成定局。”10月2日,在北京万寿路的一间茶馆里,一位工信部内部人士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透露。

此次听证会投票人员组成:有2位来自工信部电信管理局,3位来自三大运营商,另外5位,则是行业内的权威专家。

李默芳原为中国移动集团总工程师,也曾是早期中国移动集团党组成员,出于维护中国移动利益的考虑,她或将投出反对票。

但是,高慧刚、刘韵杰、韩夏、苏少林4位代表,则更有可能表态赞成。

高慧刚曾担任原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,也曾任中国电信集团总工程师,以赞同意见帮助中国电信获益顺理成章;同样,刘韵杰曾和高慧刚同时期担任原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,也曾担任过中国联通总工程师,估计也会表示赞成。

韩夏是工信部电信管理局现任局长,前述内部文件就是其部门推出,“韩局长不可能自己反对自己”。而苏少林则是现任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局长,“虽然苏局长曾做过云南省移动副总,但那已是多年前的事,现在他是韩局长的下属,态度倾向不说自明。”内部人士如此告诉《财经国家周刊》。

如此一来,听证会上获得4张“赞成票”,或几成定局。

除以上直接身涉其中的5位人士,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的高世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、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、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廷杰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5人,也是参与此次听证会的专家,目前态度仍不明朗。

知情人士向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表示,从以上专家的学术倾向来看,曹淑敏和张昕竹投出赞成票的可能性较大,“比如张昕竹最近主张强化管制,尤其是对强势运营商管制”。

该说法难以验证,但接受《财经国家周刊》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,此次方案看上去已“势在必过”。

不对称结算

对这个“势在必过”的方案,业内仍存有诸多争议。

“这一措施,将违背基本的商业平等原则,就好比从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公路,你去的时候收费50元,回来的时候就必须收费100元。”某商业法专家在了解该移动网间结算政策调整带来的结果后,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称。他进一步表示,“即便只是涉及国内企业甚至是国有企业,如果这样公然支持不公平竞争,也是政策上的倒退。”

该商业法专家称,这种做法也违背WTO原则,“我的建议是,如果工信部真的如此做,中国移动应该向发改委提起申诉。”当然,他也认为作为工信部主管的国有企业,中国移动显然不可能提起申诉。

参与运营商调研的内部人士表示,中国移动某领导层人士在电信管理局调研过程中曾表示,应当借鉴欧洲和美国的网间结算政策,尽快建立基于成本的网间结算标准,“按照成本方式进行结算是最公平的,但是所涉及的工作量和监管要求太高。” 该人士说。

该人士介绍,由于行业主管部门意图在短时期内完成年内调整的计划目标,因此并没有采纳中国移动的建议。

而一位长期跟踪电信行业的投行分析师也告诉《财经国家周刊》,此前,也曾有中国电信高管在与分析师交流时表示,中国电信迫切希望,并正在努力推动中国移动的网间结算标准下调。

“中国电信在调研期间也提到基于成本结算,但9月18日该内部文件出来之后,中国电信态度改为明确表示支持内部文件。”该内部人士称,“显然,谁会反对利好自己的政策变化呢?”

2001年,原信息产业部也以颁布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9号《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》”方式,明确“网间结算标准应当以成本为基础核定。在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成本尚未确定之前,网间结算标准暂以资费为基础核定。”

2009年,美国、法国、德国均进行重大调整,开始施行基于成本的对等结算。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调查过程中,大部分电信行业专家认为,采用不对称结算政策,和国际运营商结算政策背道而驰,更有少数人士直称,“电信管理局此举是明着杀富济贫,杀的是中国移动,济的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”,“主管部门一碗水没端平。”

“政绩”伤害

事实上,早在2012年,电信管理局就曾拿出《关于统筹解决电信市场格局中若干突出问题的政策考虑与方案建议》,就已经提到对移动网间结算要进行“更进一步考虑”。

2012年底,电信管理局局长韩夏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,2013年的重点工作,包括了“认真研究广电企业、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后续的市场监管问题,尽快制订和完善相关管理规定。出台互联网本地直联指导意见和网间结算调整方案,加快移动网异网漫游问题研究,推动实施移动网间结算调整。”

2013年5月17日,工信部发出《关于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告》,并要求三大运营商在6月1日前发出接受相关申请的公告。三大运营商进行协商后,在期限的最后一天,于5月31日发出公告,民间资本被允许进入电信基础业务。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获悉,在2013年10月,将公布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申请单位的核准结果。

值得注意的是,电信管理局此次要调整的网间结算政策,仅局限于“移动网”,这意味着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在固定电话网络、有线宽带互联网领域的结算收益不受影响。同时整体上,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中国移动网间结算支出减少一半,收入不会产生任何变化;而中国移动则是结算支出不变,结算收入减少。

“中国移动多年来在网间结算上一直是亏损的,直到2012年才转入净收入阶段,主要原因是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手机用户数量激增。结果亏了这么多年,刚第一年挣钱,就又要被打回原形了。”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抱怨称。

中国移动人士称,中国电信2013年的网间结算收入预估将达到298亿元人民币,而中国电信人士则表示没有那么多,中国电信2012年网间结算收入仅为70亿元人民币,支出则为100亿元人民币。

北京邮电大学某教授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表示,调节市场格局突出问题的政策,不应以违背公正公平原则为代价。“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,是应该的,但是应该是以增强其盈利能力作为政策出发点,不能说是从中国移动那儿强行切一块蛋糕给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,然后就当作他们的盈利能力增强了。这样做,既毁了中国移动,也毁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,最终是竞争力强的企业没有了积极性,竞争力应提高的企业就等着政策倾斜来获利。”

该教授称,不能增强竞争活力、仅仅拆东墙补西墙的政策,最终并没有产生市场增量,而是引发不公平竞争。“我认为监管机构要这样做,还不如直接发通知,让中国移动集团向中国电信集团、中国联通集团拨款,至少钱的流向是在明处的,以前也不是没有这样做过。”

该专家所指拨款,是指一个未获证实的业界传言:2008年9月,有关部门曾要求,中国移动集团向中国联通划拨500亿元资金,作为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络的部分费用。

但也有专家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表示,工信部电信管理局此次的网间结算调整,不能仅从短时间的结果来判断,而应看到长期效应。“这样调整有利于鼓励运营商,尤其是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更进一步降低移动通信资费,并且激励运营商面向消费者展开竞争。”该专家说。

中国移动的政策困局

2013年,接踵而来的几项政策出台或调整,加速了中国移动利润下行时代的到来,对中国移动发展造成挑战

事实上,中国移动面临的政策困境并不只是网间结算。

过去10年来,作为中国通信行业领头羊,中国移动既成为整个行业高速发展红利的大受益人,也不得不成为行业受到“负能量”冲击时的“扛雷者”。

一方面,外界对于国企垄断、行业垄断乃至各种问题的舆论指责,中国移动都成为众矢之的,另一方面,几乎每一届行业主管部门“促进行业市场化”,都以加强对中国移动的“不对称管制”作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。

从受制单向的携号转网,承担国家自主通信技术商用主力,吃亏互联网间结算,到如今向竞争对手“被转移”利润,这些政策都目标明确,一脉相承。而且现在的政策也不会是终点。

2013年,来自政策层面的多项措施,几乎同时出现,并开始对中国移动形成利益挤压:携号转网、OTT收费难以成立、移动通信业务转售、乃至网间结算向不对称转变,都在这一年快速而来。

而即便是在所谓“利好”的政策领域,例如4G牌照,固定网络牌照等,也意味着需要几年的亏损性投入,和长期性的盈利水平低下。中国移动在产业层面的发展红利,基本已经消失殆尽。

交换“全业务”

从表面看,虽然会在移动网间结算上吃个大亏,但中国移动也将得到“补偿”。

知情人士透露,通信监管部门可能在着手网间结算调整同时,也向中国移动发放固定宽带牌照,以进行平衡。

不过,在业界看来,这个条件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的实际价值。

早年,中国移动一直试图获得固网基础业务牌照,成为和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一样的“全业务运营商”,甚至为此打过擦边球,也因此被工信部(包括原信息产业部)点名批评和发文限制。

其中,最主要的有,原信息产业部2006年发布的408号文,和工信部2009年发布的686号文,两文都明确要求,中国移动不能进行有线宽带业务。

但2012年以来,形势不断变化。随着“宽带中国”战略及实施方案出台,在国家战略落实需求之下,中国移动获得固定网络基础牌照,也将成为现实。

“继续拖着不给中国移动固网基础牌照,这已经不太现实,所以此次政策调整中,将其作为对等条件交换,其实只是顺水推舟。” 业内行业分析人士指出,“但只要互联网网间结算政策没有调整,这个利好条件对中国移动就没有多少实质性帮助。”

在此之前,在互联网间结算环节,一直是由中国移动向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单向结算,也就是说,不管是谁的用户访问对方的网络,都是中国移动向其他两家掏钱。

而且,在具体执行上,流量结算价格标准一直高于市场定价,这让中国移动极为被动,甚至导致中国移动借道子公司中国铁通,开展宽带自建自营业务, 并不得不通过第三方接入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,并在2010年,引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联手封杀第三方接入的恶性事件,进而引起发改委对宽带市场的反垄断调 查。

在此前提下,如果中国移动进入固定宽带市场,将在未来几年内遇到以下问题:第一,三年内将向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支付更高的网间结算费用;第二,用于固定宽带网络的巨额投资,收回成本年限高达5年以上。

业内专家表示,按照现有的互联网间结算办法,如果中国移动真要认真做宽带业务,那只能是规模越大,亏得越多。

该专家同时指出,值得注意的是,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,即使未获得宽带业务,中国移动在互联网间结算环节的净支出也在加速增大。

“对中国移动来说,成为全业务运营商的价值,更多还是在战略布局上摆脱受制于人,而不是以此能够获得多少业务利益。”中国移动内部人士称,但如果要以不对称的移动网间结算这个关键条件来换,实在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。

另一根勒索:携号转网

不仅仅是“不对称结算”政策,正在试点的“携号转网”也有可能成为勒在中国移动脖子上的另一根绳索。

2013年9月, 工信部电信管理局组织工信部电信研究院、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等单位,在江西、湖北、云南三省,进行携号转网扩大试验的调研和培训工作,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获悉,该三省将成为携号转网二期推广省份。

然而,曾经为保护中国3G标准TD-SCDMA的市场发展,而在2010年确定的TD-SCDMA用户只能“单向转网”政策,已被证明并无多少成效。

由于TD-SCDMA起步较晚,虽有政府和中国移动大力支持,但在终端产业链上仍然落后于CDMA和WCDMA.在天津、海南当地,中国电信(51.54, -0.93, -1.77%)和 中国联通(16.4, -0.12, -0.73%)依托终端产业链优势,以及TD-SCDMA用户不能携号转网的政策规定,事实上利用了号码携带政策的漏洞,反而加大了更多用户选择TD- SCDMA网络的疑虑。

为保护TD-SCDMA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单向转网政策限定,在实际操作过程中,反而因此失效。有专家认为,在第一期相关政策的实际操作失效、乃至出现反效应的前提下,继续推进和扩大试验范围,将在事实上伤害中国3G标准市场化的进程和发展。

简言之,在商业层面将直接伤害中国移动。

然而,中国移动的更多忧虑,并非TD-SCDMA单向转网政策支持的完全失效,而是携号转网政策扩大化,导致中国移动优质2G用户的流失。

“中国移动多年来,营造了‘全球通’、‘动感地带’、‘神州行’三大品牌,特别是在价值含量高的‘全球通’用户群上,建立的强有力的品牌忠诚 度。而这一忠诚度建立,有至少超过一半的因素来自于号码唯一性。”分析师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表示,一旦携号转网在全国范围内铺开,将造成中国移动全球通用 户流失的负面影响,进而对中国移动苦心经营多年的以号码号段为基础的业务品牌价值,产生冲击。

中国移动“下行”提前到来

数据显示,在2011年,中国移动仍然占据通信业务增量市场51.3%的份额,而随着3G市场的兴起,2012年中国移动增量市场份额迅速回落 至37.5%,在2013年前8个月仅为35.7%.中国移动预判,2014年其增量市场份额将下降至30%以下。“在TD-SCDMA市场‘三分天下有 其一’的目标,将难以兑现,即便4G牌照在2013年发放,中国移动能够全面商业化TD-LTE的时间,至少也将延至2015年初。这意味着中国移动在近 三年内,净利润负增长已成必然。”有分析机构对此表示。

而包括携号转网、移动业务转售、移动网间结算调整等政策转变同时到来,对中国移动而言,意味着其“下行”时代将更早到来。电信专家表 示,2013年即将施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,对于中国移动维持净利润增长,无疑是雪上加霜。而中国移动在现阶段获得宽带互联网经营权,甚至获得全业务牌照, 将使中国移动面临多线投资、多线作战的局面。

相关数据也证实上述观点的正确性。根据财务报告数据,2013年上半年,中国电信收入增幅11.7%、净利增幅15.9%,中国联通收入增幅 114.1%、净利增幅54.3%,而中国移动这两项指标仅分别为5.7%和2.9%.市场分析机构认为,仅移动网间结算调整,就将会在2014年给中国 移动带来130亿元的净利损失,直接拉低其净利增长约10个百分点。

尽管获得固定宽带互联网牌照,将对中国移动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,有关键性的帮助,但固定网络巨大的投资额度,和资产回收的缓慢性,也将成为中国移动的重要挑战,尤其是在中国移动需要大量资金进行TD-LTE建设的同期。

“尽管如此,中国移动仍然拥有超过3500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储备,这对于中国移动进行多线投资和建设,有关键性的帮助。”电信专家表示,“但如 何花这笔钱,能花多少钱,显然要复杂得多。”据他介绍,作为国资委管辖企业,中国移动集团2000万元以上的单笔费用开支,需要向国资委申请并获得批准, 方可实施。另外,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企年度考核的双重压力,也将是中国移动领导层进行年度预算和决算的隐形红线。

尤其是在出现净利润下滑之后,中国移动将如何处理大规模资金投入,将是一门学问。“在TD-LTE上还好办一些,毕竟是国家战略层面支持的事 情,而进行宽带互联网投资,则更多是为企业竞争,虽然也迎合国家宽带战略发展,但前有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已经全面铺网的现状,以及五年内必然亏损的结果, 如何拿出足够多的钱来,现在还尚不能明确主管部门是否批准。”该专家称。

“锄强扶弱”不是真改革

文/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 王云辉

打破垄断,最有效的办法是进一步开放准入,鼓励民资参与更多的竞争,而不是以“相对公平”的方式,行政主导垄断资源的再分配

最近,通信监管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“锄强扶弱”。对此,很多人可能会一片欢呼,再生“打土豪”之气概。

但在我看来,这样的管理方式,这样的观念思路,或并不足取。

对国人来说,向来以“均贫富”为乐,而在一些曾经被舆论指为垄断的行业,监管部门的“市场化”,往往是以削弱强势企业,扶持弱势企业,从而营造“相对均衡的市场生态”为成绩。

在用户眼中,很多国有企业的强大,往往都是根源于国企垄断、剥削、寻租等灰色利益链,但对于相关行业的管理者做出的规范化与市场化努力,却往往视而不见。

在国际上,是否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牟取暴利,才是垄断与否、应该惩罚与否的关键标准,而只要是合理获取的财富,都敢于并乐于向公众公开。

但在国内,人们惯常的想法却是“财不露富”,因为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,只要木秀于林,不管是个人努力还是环境促成,都大多免不了被八面来风摧毁的命运。

科技行业的发展便是明证。在上个世纪,尚未开始电信市场化改革之时,中国电信一直承受着各种骂名,即使是与它无关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增值业务问题,也被用户和各方归结于中国电信身上。

后来,由于中国电信受到压制,加上移动通信对固定电话的替代,中国移动逐渐取代中国电信,成为行业领头羊,也逐渐成为新的政策打压和舆论指责对象。

在这个过程中,行业监管部门的手段,大都是采用政策加行政命令进行直接干预,比如中国电信遭遇拆分,中国移动遭遇不对称管制,乃至在市场竞争生态下罕见的三大运营商高管轮换等等。

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,这种干预方式的边际效应在不断递减。

在中国通信行业发展早期,政企不分,市场主体单一的情况下,通过行政手段加速市场化进程,确实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,让它很快成为中国改革最快、最彻底的行业之一,市场竞争也促使了通信价格资费不断下降,为国民提供了超过西方国家发展速度的通信服务。

但近年来,运营商无论组织流程还是资本结构,其实都已经完成了“由政而企”的转变,并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市场竞争格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再进一步的行政干预,对市场化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,负作用却日益凸显。

我们看到,通信监管部门近年来也在进行更积极的市场化努力,比如开放移动通信业务转售,推动民资进入电信市场等等。但同时,也仍未摆脱过去的粗放行政管理习惯,仍在以一些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竞争。

以通信监管部门正在酝酿的不对称管制为例,该政策虽然有助于平衡三大运营商的利润格局,但由于人为制造了竞争关键要素的不均衡,未来可能将催生众多反市场化的竞争方式与格局,这与推动通信业市场化、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为用户服务背道而驰。

拔苗助长,只能让庄稼越长越弱,结不出丰硕果实。

更重要的是,中国正在越来越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,而在未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拉动力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中,通信乃至相关行业,将承担极为关键的职责。

在此过程中,运营商不但需要承担公众服务职能,更需要助推国家产业升级,应对全球变革。

站在这个高度,“锄强扶弱”或将削弱中国通信行业的国际竞争实力。
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通信业改革需要停步,而是应该以一个更新的思路来进行行业管理,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早已证明,开放竞争才是市场化的最有效手段。

比如打破垄断,最有效的办法,是进一步开放准入,鼓励民资参与更多的竞争,而不是以“相对公平”的方式,行政主导垄断资源的再分配。

那不是真正的市场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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